不问。” 在80年代,这是最狠的“官宣”。 我把报纸和街道办的调解书一起,拿去公证处备了案。 为了避免他再来纠缠。 我和老江,卖掉了县城里最后一点家当,买了两张长途汽车票。 我们去了邻省的一个小城。 我们没有告诉任何人新地址。 汽车发动的时候,我好像看见江建国在后面追。 我最后一次,听到他远远传来的心声: 【他们真的不要我了……他们怎么敢……】 13 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 1998年,老江的身体调理得还不错。我们的退休金也恢复了,日子很平静。 我那个“偷听”的能力,好像也随着那场大病,消失了。 我去省...